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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之禁毁
二、文学推崇与发展
当时的正统思想所认可的文章样式自然是儒家思想下严格而规整的八股文：“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至于讨论《剪灯新话》被禁时期的学习之风，还是要从了解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入手。
史书记载中，李时勉是一位儒家传统认知上的忧天下之忧的优秀文士，“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并且拥有守正不阿的操守，是天下文人墨客所仰仗的对象，“然以直节重望为士类所依归者，莫如时勉。”在为官处理事务时李时勉也可谓模范：“督令读书，灯火达旦，吟诵声不绝，人才盛于昔时”。方方面面李时勉都可以作为明代时期甚至于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时期的典范人物。真正做到了当时所极力推崇的“崇廉耻，抑奔竞，别贤否，示劝惩”。
在当时文人阶层对于小说的态度并不重视，认为“凡小说记载，多朝贵及名公之事，大抵好事者得之传闻，未必皆实......辟而不信为宜。”在薛瑄的《读书录》中也认为书写鬼神小说所宣扬的“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隂陽之靈。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
当时的文人以轻视轻蔑的态度对待小说，自然在此种态度下对于小说虽然有提及但仅限于进行历史归类和说明，并没有进行新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但在胡应麟以考据为主的笔记记载《少室山房笔丛》中却正式提到了历来所不齿的小说体裁。
一开篇胡应麟就提出自己对于小说的观点，不仅认为小说盛行并且还分析了之所以能流传的原因：“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恰巧《剪灯新话》就继承了我国古代小说言鬼述异的传统，但又具有其独特的时代特色，作者在其中别有寄托，叙事富有谋略，反映了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对现实人生的观察与思考，焦虑与苦闷，心意与希望。流露出对现实人生的悲凉感，并非只是简单而没有内蕴的恐怖故事而已。
胡应麟在文中论述了最为著名和有区别的唐传奇和宋话本各自的优缺之处：“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更是将历来的小说根据内容进行了分类与各自举例：“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竒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録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藂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虽然文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剪灯新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剪灯新话》作为明代小说的开端虽然已被禁毁近150年但仍然在影响着当时小说界的创作。
而在成化二年（1486）曹安所著《谰言长语》中对于被禁四十余年的《剪灯新话》则有直接的提及：认为鬼神之道正是因为《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此类书的收集才让后人接受并信以为真，“《剪燈新話、餘話》一切鬼話啟蒙故事收之，後人遂以為實然”以及“偶得启蒙故事玩之，多取《剪灯新话》事”。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里曹安说此类是“鬼话”不假，却又加上一个“启蒙故事”为形容前提就令人感到吃惊和引起思虑。翟佑在《剪灯新话》序言中就认为这些故事是为了起到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直至被禁毁。不过翟佑本身也深知《剪灯新话》会不被世人所接受，为自己申辩到“《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尝试为自己这部小说集的因为与史书的内容相差不大而找到存在的合理性。
至于是否真正做到李时勉所推崇的“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从《谰言长语》中反应的市井态度可见：虽然遭到禁毁，但《剪灯》系列仍然在民间有着较高的地位和追捧，并且依然有大规模、可以轻易获得的流传，世人对其态度更是信以为真，以为实然。这也从另一角度揭示了《剪灯新话》遭到官方不认可与禁毁的必要性。
三、文言小说研究
对于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大多都认为《剪灯新话》是唐宋传奇与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间的过渡“桥梁”之作，并认为在元代时期传奇小说因为杂剧的发展而被搁浅。
关于《剪灯新话》创作模式是更倾向于唐人还是宋人也引起了多方面的想法。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认为《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但也提到了文笔“冗弱不相副”，并且认为《剪灯新话》的流行是因为“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但是现在的研究和观点多以认为《剪灯新话》是两者相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在笼统的介绍“三灯丛话”时讲到：“一方面继承了唐人传奇以辞章手法写传记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宋代传奇以话本手法写传记的影响”，但在单独论述《剪灯新话》是却从“取材于当下”、“浪漫人生”、“形迹过于相似”三个方面重点认可了《剪灯新话》对于唐传奇的借鉴和恢复唐人传统。
《剪灯新话》在创作观念上有别于魏晋志怪小说，但意趣情思又不同于唐代的志怪传奇。唐人志怪，作意好奇，借神怪以言情，以情胜，张扬着盛世的意气神采。《剪灯新话》从唐传奇的浮想中脱离，目光投向作者亲身经历的元末明初的动荡社会，灰暗人生。《剪灯新话》在言鬼述异中别有寄托，有所讽喻和惩劝，有映射现实社会的黑暗与蛮横的内涵。
有趣的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于明朝时期文言小说的分类：讲史小说以《三国志演义》为例；神魔小说以《四游记》为例；人情小说以《金瓶梅》为例；拟宋市人小说以《古今小说》为例。其中也并没有《剪灯新话》之类的涉及。
在往后的研究中，此时一些不被传统儒学观念认可的传奇小说的影响经常会被一笔带过而不多做赘述，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作品不仅仅是联结唐人小说和《聊斋志异》的桥梁，更是为明清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取材之地。陈益源教授也在这篇《研究》中运用了大篇幅的对比和细致到每一个故事的取材源头的探究，最终认为元明中篇传奇小说：一、自成体系而且不乏佳构；二、切实影响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三、成为元明清三代戏曲取材的渊薮；四、是中国文学史不容忽略的重要环节。
明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强化的典范，所推崇的“格物致知”、“内圣外王”，要求社会上各个层面在面对超越一切的“理”的时候达到高度的服从，从而利于封建专制的统治。这就要求士人阶层对于社会的观察、表达及自身思考均不能与主流思想对抗——《剪灯新话》在反映了元末明初的真实社会的同时在感情上的悲凉之情显然与明初歌功颂德、欢乐太平的主流文学相违背。
但因其与主流不符和被禁毁，后世一段时间的相关研究对此避而不谈，隐没了文学史中文言小说重要发展的一环却是得不偿失了。
作者：11200110409牛思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